从免费发到征税13%，避孕套全面征税的背后，年轻人到底生不生？

在2026年1月1日凌晨零点，新《增值税法》就将正式生效。就在那一刻，中国避孕套行业长达30年的“免税时代”将彻底落幕，全面进入按13%标准税率征税的新阶段。这项政策变化，虽然只是一项税收调整，却在短时间内登上热搜榜首，激起网友激烈讨论。

不少人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：避孕套涨价了，得赶紧囤货。而背后的逻辑远不止于此。为什么曾经“免费发放”的避孕用品，现在要征13%的税？这项政策真的能推动年轻人多生娃吗？

1993年，一项特殊的税收政策悄然施行。彼时，中国正处于计划生育的高峰期，为了让避孕用品更容易普及，国家将避孕药具列入免征增值税的范围。这一免税政策一实行就是整整31年，陪伴了两代人的青春和家庭。

到了2024年，国家正式通过了《增值税法》，在第二十四条免税项目中，避孕药品和用具被悄然删除。这意味着，从2026年元旦起，避孕套、避孕药等用品将以13%的税率征收增值税。曾经为了减少人口而免税，如今为了鼓励生育而征税，政策导向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转向。

数据显示，2023年我国新生儿人口仅902万，相比2016年巅峰时的1786万几乎腰斩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1.0左右，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.1。这个数字甚至低于“低欲望社会”代表日本的1.2，被称为“全球倒数第二”。

年轻人生不起孩子，也不敢生。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、职场“不友好”，让很多人干脆选择不婚、不育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家开始从“控生”转向“促生”，政策也随之做出调整。

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，仅2025年前10个月就已征收近6万亿元。国家开始清理“过时”的免税项目，把资源转向“刀刃上”。育儿补贴、试管婴儿纳入医保、学前教育免费，这些都需要财政支持。不如取消避孕用品免税，把钱拿去补贴愿意生娃的家庭，成为了财政层面的一种新逻辑。

有些人说，这不就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吗？但财政逻辑是明确的：通过统一税制，筹集稳健资金，再分配到育儿和医疗等关键民生领域。就像一盒避孕套多收的4元税，可能变成你家楼下幼儿园的免费学位。

一项看似简单的税收变化，其实背后是两种国家战略的更迭。1994年时，国家希望你“少生优生”；2026年，国家更希望你“能生尽生”。30年时间，人口政策经历了从严控到放开的剧烈转向。

这次政策变动还有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：就在取消避孕用品免税的同时，婚姻介绍服务被列入了新的免税范围。一边给避孕征税，一边为婚恋减负，政策意图十分明确。

避孕套价格到底会涨多少？以一盒50元的避孕套为例，13%的增值税意味着价格将变为56.5元。如果是批量采购或者特价商品，涨幅可能更明显。有研究估算，避孕用品生产企业的净利润将下降30%以上，部分低价产品甚至面临停产风险。这对企业的影响也不小。

对消费者来说，涨幅虽然只是几块钱，但对学生或低收入人群而言，却是一笔真实的负担。更有网友调侃：“以后用套都得精打细算了”。
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不是简单的价格上涨，而是一个信号。国家正在用税收杠杆，调整资源分配，引导社会行为。这与碳税的逻辑很像，碳税是促进环保，避孕税是促进生育。对象不同，目标一样：通过经济手段引导行为改变。

问题是，这种导向是否有效？很多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是摇头的。“我不是因为套套便宜才不生孩子的。”他们更关心的是房价、教育、工作和养老。征收几块钱的避孕税，根本改变不了生育决策。这也许是一种政策信号，但实际效果仍待观察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避孕成本上升可能带来副作用。

如果部分人因价格上涨而减少避孕使用频率，可能会增加意外怀孕与流产率，特别是在性教育尚不普及的地区。这不仅是家庭负担问题，还是社会治理的问题。比如高校学生或流动人口，一旦避孕失败，可能引发更多医疗、道德、社会层面的矛盾。

那么政策制定者有没有考虑这些问题？

其实，早有配套措施在跟进。各地卫生部门仍保留免费发放避孕用品的机制，重点覆盖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。比如佛山市就公开了免费领取避孕药具的指南，确保真正有需求的人可以无障碍领取。

只要这些通道畅通，并持续推广，基本可以缓冲政策带来的短期冲击。

有一组数据很关键：2024年我国避孕套市场规模达156亿元，同比下降17%。而情趣用品市场规模则达到1942亿元，同比增长8%。避孕用品在萎缩，情趣用品却在膨胀，这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确实在下降。

不少人选择单身，甚至选择“无性化”生活。社交压力、生活节奏、科技产品替代，让年轻人对结婚生子提不起兴趣。在这样的现实下，单靠税收政策确实很难逆转趋势。

也有声音提出，既然避孕套都要征税，那情趣用品是不是也该提高税率？

逻辑上讲，这些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生育意愿，如果从“促进家庭、促进生育”的角度看，对其提高税负似乎也说得通。不过目前还没有政策动向表明会这么做，但这个提议本身也引发了不少讨论。

从国家层面看，方向是明确的：鼓励生育。

近两年，政策不断加码：育儿补贴、新生儿三年领1万多、学前教育减免、试管婴儿纳入医保，力度不可谓不大。取消避孕用品免税，只是这场“政策组合拳”的一部分。

背后的财政逻辑也很清晰：财政压力大，土地收入下降，只能从日常消费中寻找新的税源。避孕用品作为常用商品，市场规模大、税收可控，自然成为“清理过时优惠”的一环。

年轻人到底生不生？

这个问题，不是一个税率能决定的。一盒避孕套贵了几块钱，不会让人突然想生孩子。反倒可能让人觉得生活更难了。在很多年轻人眼里，生育是“高投入高风险”的决定，除非有稳定的支持系统，否则很难做出选择。

不过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项政策也不是“逼生育”。

更多的是一种资源再分配的尝试，把从避孕用品中收上来的那部分税，用于育儿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。如果这些钱真的用到了刀刃上，那也未尝不可。

只是在实施过程中，要确保公平、公开、透明，避免形成新的不平衡。

现在的问题不是“为什么征税”，而是“征了税之后怎么用”。

这才是年轻人更关心的。如果能看到实实在在的育儿补贴、学前教育减负、职场女性权益保障，那多花几块钱也许并不难接受。

从1993年到2026年，避孕套从免费发放到征收13%的增值税，背后是国家人口政策的巨大转折。这不仅是一项税收政策的变化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告别与另一个时代的试探。生不生，不只是财政的事，更是每个家庭的选择。政策要做的，是让选择变得更容易、更安心。